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，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，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。战事刚一结束，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，命他安抚岭南诸州，并特许承制拜授。

　　这年十一月，李靖越过南岭，到达桂州（今属广西），派人分道招抚，所到之处，皆望风归降。大首领冯盎、李光度、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，表示归顺，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。于是连下九十六州，所得民户六十余万。自此，“岭南悉平”。高祖下诏劳勉，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，检校桂州总管。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，距朝廷遥远，隋末大乱以来，未受朝廷恩惠，若“不遵以礼乐，兼示兵威，无以变其风俗”，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，所经之处，李靖亲自“存抚耆老，问其疾苦”，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，于是“远近悦服”，社会安定。

　　武德六年（623）七月，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、辅公祏二人不和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，窃据丹阳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举兵反唐。高祖命李孝恭为帅，李靖为副帅，率李绩等七总管东下讨伐（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）。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（今安徽当涂），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，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，以阻断水路。并筑造建月城，绵延十余里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，大都认为，公祏劲兵连栅，固守不战。若直取丹阳，捣毁其巢窠，惠亮则不战自降。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，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，他们极力坚守，“若我师至丹阳，停留旬月，进则公祏未平，退则惠亮为患，此便腹背受敌，恐非万全之计”。惠亮、正道虽然据城持重，“今若攻其城，乃是出其不意，灭贼之机，唯在此举”。孝恭依从其计。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，经过浴血奋战，杀伤敌军万余人。冯惠亮招架不住，落荒而逃。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，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，公祏惊恐不安，兵虽众多，但人无战心，不得不弃城出逃，后被活捉，于是“江南悉平”。

　　李靖运筹帷幄，判断准确，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。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，赐物千段，并赐奴婢一百口，良马一百匹。设立东南道行台，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。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，极口赞叹说：“靖乃铣、公祏之膏肓也，古韩（信）、白（起）、卫（青）、霍（去病）何以加！”

　　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，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。隋末唐初，东突厥势力强大，李渊太原起兵时，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，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。唐皇朝建立后，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、刘武周等割据势力，与唐皇朝分庭抗礼；另一方面，又自恃兵强马壮，不断举兵南下侵扰（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）。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，以反击突厥。

　　武德八年（625）八月，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，大举进犯太原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，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，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，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。由于突厥来势凶猛，诸军迎战多失利，任瑰全军覆没，唯李靖军得以保全。不久，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以抗击东突厥。

　　武德九年八月，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，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，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（今甘肃泾川西北），并长驱直入，兵临渭水便桥之北，不断派精骑挑战，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，以观察虚实（参见唐击突厥泾阳之战）。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，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，形势十分危急。在此种情况下，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，与颉利可汗结盟，突厥才退兵。事后，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，不久转任兵部尚书。因他作战屡建功绩，赐实封四百户。

　　此后不久，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，所属薛延陀、回纥、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，又恰遇暴风雪，羊马死亡甚多，因而发生了饥荒，族人纷纷离散。贞观三年（629）八月，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，决定出击东突厥，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以张公瑾为副，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。又任命并州都督李绩、华州刺史柴绍、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，统率十几万军队，分道出击突厥（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