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战前渊源：葡萄牙人与明朝渐变的关系

       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，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。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，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，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。

　　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，是在正德九年（1504）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。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，亦商亦军。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，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，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；另一方面，又派使节入北京，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，从政治、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。

　　正德十二年，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·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，“放铳声如雷”，震惊全广州。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，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，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。

　　葡人最终靠中国翻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，得以滞留广东沿海，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，又和当地富商贸易，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；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·安德拉德（Simon Perez de Andrade）接替了司令职位，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，粗暴无礼，缺乏策略，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；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。

　　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，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。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，盖房建栅，配以火药枪炮，俨然成一堡垒，又掠夺往来商船，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。如《名山藏》记载葡人“盘留不去，劫夺行旅，掠食小儿，广人苦之”。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：“正德间，佛郎机匿名混进，突至省城，擅违则例，不服抽分，烹食婴儿，掳掠男妇，设棚自固，火铳横行，犬羊之势莫当，虎狼之心叵测”。“烹食婴儿”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，“掳掠男妇”则确实有之。

　　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，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，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，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。但武宗死后，火者亚三被处死，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。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。

二、屯门之战

　　关于屯门之战，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，比如《东莞县志》：“是役也，于正德辛已（1521年）出师，嘉靖壬午（1522年）凯还”。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、海道副使汪鋐，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，总计有数万人。

　　而葡萄牙人的兵力，《澳门史》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：“但是一五一八年，他的兄弟西门·特·安剌德（Simon de Andrade）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”，而在这之前，西芒的哥哥在“1518年9月末，费尔南多·伯列士·德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，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”，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-800人。

　　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，综合《广东通志》、《东莞县志》、《明史》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，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。

　　《广东通志》记载：“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，其舶人辄鼓众逆战，数发铳击败官军。寻有献计者，请乘其骄，募善水人潜凿其底，遂沉溺，有奋出者悉擒斩之，余皆遁去，遗其铳械”。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，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，然后力战退敌。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——即由敌方遗弃的。《东西洋考》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，打败了佛郎机。瑞典人龙思泰《早期澳门史》中说：“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。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，西芒将会死于饥饿。他利用这个时机，带着三艘船逃跑了（1521年）”。

　　概括中外多种说法，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，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。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，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，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。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，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，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。之后，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，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，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。

　　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，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。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。当时的人已经认为：“不数年间，遂启佛朗机之衅。副使汪鋐尽力剿捕，仅能胜之”。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，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；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。